唐顺宗李诵做皇太子时，有一个陪伴读书、称作太子侍读的官员，叫王叔文。王叔文是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生于唐天宝十二载（公元年）。他读书很多，棋艺也很精，曾陪伴李诵读书、下棋达十八年之久。有一次，李诵在东官与ー些人议论国家的政治弊端，以及宦官在长安宫市扰民的问题，李通说：我见了皇上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一讲。对李诵的话，在场的人都表示赞同，唯独王叔文一人默不作声。别人走后，李诵留下王叔文，问他为什么不说话。王叔文回答说：太子事从皇上，只能是饮食、问安之类，外边政事不宜过问；如今皇上在位久了，要是有人从中挑拨，说你太子殿下收取人情，你又怎能解释清楚呢？李诵听了觉得有理，感到还是不说为好。从这件事看，李诵早就有心改革政治弊端，王叔文支持这种想法，然而对宫廷内幕的复杂性，估计得更为充分一些。由于唐德宗的猜疑心特别重，李诵虽有心改革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王叔文劝他暂时不要有所作为，免得连太子位置也保不住。到了唐德宗晚年王叔文建议李通招纳英俊贤士。据说，他们商量过谁可做宰相，谁可做将军等。看来是做好了准备，一且李诵接位，就立即行动。柳宗元考取进士以后不久，就与王叔文有接触。柳宗元在长安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，是通过改革政治去振兴国家，如《舜禹之事》《晋文公问守原议》《梓人传》《时令论》《断刑论》《贞符》等许多作品，都是他在这方面作思考的记录。从政治观点上看，他与王叔文的见解比较一致。王叔文又与柳宗元的朋友昌温、刘禹锡、李景俭很要好，这也是促使他们接近的一个因素。到李诵接位做皇帝时，柳宗元与王叔文已经有十来年的交情。王叔文是太子的亲信，他在社会上交朋友，包含有为太子将来物色人才的意思。柳宗元择友一向谨慎，眼界甚高，最重视事业上的志同道合，并不肯轻易许人。王叔文在社会上团结了很大ー批人，除柳宗元外，还有吕温、李景俭、刘禹锡、韩泰、韩晔、陈谏、程异、凌准、陆质、韦执谊等。李通接位做皇帝后，这些人中除吕温恰巧因为出使吐蕃没有回来，李景俭正在洛阳家中守丧，其余在长安的人，都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活动。这次政治革新发生在永贞元年，所以史称“永贞革新”：由于领导人是王叔文，历史上称这些人是“王叔文党人”。这些所谓王叔文党人，是以李通为后台，以一批青年オ人为骨干力量的政治势力。柳宗元比王叔文小二十岁，当年三十三岁，其他人如刘禹锡、韩泰、韩晔、吕温、李景俭都不过三十几岁，年龄较大的只有韦执谊、陆质、凌准几个。这些年轻人，都是名门子弟，进士出身，从政热情很高，政治见解大都以仁政民本为主，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，各自从现实中意识到了危机感，又胸怀救国救民的抱负，然而都未免骄矜自负。才华横溢又锋芒毕露，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风貌。贞元十九年（公元年），也就是柳宗元三十一岁那年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，这是很关键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柳宗元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，而刘禹锡由渭南县主簿调任监察御史，韩泰由馆驿使都调任监察御史，吕温由校书郎升任左拾遗。这四位志同道合者在这一年同时晋升。晋升与各自的政治背景有关，如刘禹锡靠朝廷老臣杜佑支持，吕温有唐德宗亲自提名等。刘禹锡以后有诗写道：“当年意气结群英，几度朝回一字行”。（《洛中逢韩七中丞吴兴口号》）当年这些意气相投、结合在一起的英豪青年，许多次散朝回来都是排着队一道走的。看来，他们从此以后关系更加亲近，团结得更为紧密。这次晋升，使他们都进入了可以参见皇帝、参加议政的行列，接近国家的决策中枢。在这些名门子弟的意识中，政治是自己分内之事。在成为进士的名门子弟的意识中，这种政治自觉更为强烈。这几位年轻官僚，从晋升中得到鼓舞，又在彼此间得到支持，这为两年后参加政治革新铺平了道路。王叔文党人以年轻才人为骨干力量，因而显得有朝气有锐气。然而，从另一方面看，他们原来的官职并不高，资望不足，这正是他们的弱点。那些年轻人的情况不必再说，他们都是进入政界不久，还没有一个人做过地方刺史或朝廷郎官。就拿年龄较大的几个人来说，陆质在朝廷做过刑部员外郎、仓部郎中等，在地方上做过刺史，从政时间很长，但从未当过大政，又是年老多病，几乎奄奄一息了；凌准长期在地方上做官，文才也不错，刚刚调到朝廷做事，在朝廷官员中影响不大；韦执谊倒是二十多岁就做翰林学士，在朝廷供职的时间较久，所以唐顺宗一上台就提拔他做宰相，这是王叔文党人中唯一有可能任宰相的人。然而，他人品不佳，本来对他非议就较多；再看王叔文本人的情况，他做太子侍读以前，不过是苏州的司功参军，官卑职小，做了太子侍读，又不能参与朝政，再说他的门第也不高。当然，王叔文富有政治才能，最了解他的李通，称他是“伟才”。刘禹锡、柳宗元都说他“工言治道”，柳宗元又说他“坚明直亮，有文武之用”。永贞元年王叔文在政界的所作所为，可以证明就如他们所说，真的具有治国能力，又意志坚定，为人正派。尽管如此，王叔文在朝廷政治中毕竟根底较浅，羽翼未丰，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普通成员，无疑是不成问题的，现在要做政治派别的领导人，在特别看重资历和门第的封建官场上，将会有很大困难。王叔文党人资望不足，这是柳宗元等要立即从事重大政治行为的一种不利因素。但是，资望不足还不是最堪忧虑的问题。王叔文党人并非平庸之辈，特别是这些年轻人，都富有オ能，又早就作了思想准备。况且有唐顺宗为后台，照理有皇帝支持，罗致了这么一批人才的政治势力，一般就能做成一些事情。当陆贽为“内相”时，年纪也只是三十来岁，所以资望不足问题原是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逐渐解决的，可是，王叔文党人的政治后台唐顺宗李诵，在前一年九月得了中风病，连话都讲不清楚。这就使朝廷政治的形势，变得异常复杂和麻烦。李诵突然生病，卧床不起，这件事给王叔文党人带来的问题极多。从宦官方面看。李诵做皇太子时，就对宦官弄权持明确反对态度，因此在唐德宗病危时，宦官就想抛开李诵，另立太子。到唐德宗一死，矛盾立刻尖锐化，朝廷内一些人以李诵有病为由，主张延期发丧，重新立太子接位，其中最积极的自然是宦官。经过王叔文一派据理力争，他们暂时取得胜利，李诵接位做了唐朝皇帝。可是，宦官集团对唐顺宗政权没有好感，而且心怀戒心。这时的宦官集团，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宫廷政治力量。从朝官方面看。朝廷官员都是唐德宗遗留下来的原班人马，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唐顺宗的心腹，因而也不能马上成为王叔文党人从事新政的支持者。由于唐顺宗已经病卧在床，朝不保タ，因此，大批官员对新政权一开始就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。有些人开始时显得热情，可是不久就变为冷淡，或者很快就转为反对。唐顺宗因为中风，不可能亲自主持朝政，这意味着新上台的皇帝不可能运用自己的权威，去对付反对派力量，去组织和扩大革新派势力、进而在朝官中现固自己的地位。唐顺宗虽然做了皇帝，却处于立足未稳的境地。从王叔文党人方面看。唐顺宗自己不能出面办事，只得把事情交给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这些人商量着办。他自己又无法对这些人的活动，作出强有力的支持。可是在王叔文党人中，没有一个人具有在皇帝病重时摄政的资格。相反在旁人看来，唐顺宗既是卧病之身，又是立足未稳，因此，王叔文党人随时都可能失去皇帝的支持，从而变得孤立无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资望不足的弱点，在政治斗争中就成为突出严重的问题了。只要身在朝廷，不难看到形势对王叔文党人非常不利。反对派人多势众，虎视眈眈，一旦纠集在一起，便可以形成席卷横扫之势。面对这种形势，如果胆小怕事，退缩一旁，可以图得个人平安无事；假如投机取巧，见风转舵，或许还能捞一把。可是，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，重道义、尚气节，以国事为重，知难而进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毅然趁李诵接位的时机，大刀阔斧地革新政治。轰动朝野的永贞革新，就这样在长安兴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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